目前，一些地方簡單挪用傳統的分級分類標準進行注冊許可評價，還有一些地方竟然定出每年需評出的各級別幼兒園的數量指標，并要求幼兒園大面積地參加優質園評價，卻鮮見以評價結果引導質量改善的具體專項措施。
由于我國傳統的學前教育行政管理體制，“通過評價及獎懲來規范辦園行為”的老思路尚未得到拓展，容易混淆不同類型評價的標準及實施過程，甚至出現為了政績而在評價中浮夸，進而逃避建設義務的現象。
由于保教質量參差不齊、“小學化”現象仍然存在，規范辦園行為、改善辦園條件、提高人員專業能力等舉措被提上議事日程，“構建保教質量評估體系”備受重視，希望以質量評估為手段，建立科學導向，著重加強對師資配備、教育過程和管理水平等方面關鍵因素的評估。
由此，關于質量評價的探討或實踐嘗試也日益增多，包括評什么、由誰評、怎么評、怎樣利用評價結果來做出決策。但在這些探討中，存在著一個嚴重的問題，即不對質量評價的目的加以細化區分而籠統議論，在實踐中出現一系列對質量確保和提升不利的評價亂象。
目的定位不清，質量評價擾亂幼兒園提升質量的步伐
目前，一些地方試圖建立適用于任何情境的單一評價體系，簡單挪用傳統的分級分類標準進行注冊許可評價，并未認真地將那些代表“底線”的標準分離出來，構建“注冊許可評價標準”，只在同一套評價標準中以分數等級籠統地對“合格”與“優質”進行區分，忽略了二者不只是量上的區分。一方面，這種做法為準入設定了某些不必要的門檻；另一方面，混雜著大量物質和人力條件的標準，誤導了“優質”建設的方向，似乎優質園建設非常容易，改善辦園條件就可達標。
也有一些地方在構建注冊許可標準時，目的定位在“降低準入門檻，以增多幼兒園學位數量”上，在標準中并不納入師幼比、人均面積這些重要的質量要素，卻納入至少有三個班（或稱一軌）的規模標準，排斥因應人口分布而建設小規模幼兒園、方便幼兒接受教育的努力。同時，很多地方的“底線標準”只納入辦園條件、人員資質和管理制度的指標，對保教過程中傷害幼兒身心發展的行為不加明確規范。
還有一些地方竟然定出每年需評出的各級別幼兒園的數量指標，并要求幼兒園大面積地參加優質園評價，以為質量評價會自然地帶動質量的提升，除了一些籠統的獎懲，鮮見以評價結果引導質量改善的具體專項措施。有些教育行政部門將質量監測評價理解為對本地幼兒園的監管手段，樣本不隨機抽取、信息采集過程隨意、誤解數據和誤用數據進行機構績效考核的現象時有發生。這些都擾亂了幼兒園扎實提升質量的步伐。
這些評價實踐存在的問題，都源于未能將各類評價放在更大的質量體系中，明晰它們各自對“質量”確保與改善應該發揮什么作用。目的定位不清，有可能使花大力氣制定出來的標準及實施細則，反而對學前教育事業發展產生負面作用，還有可能導致評價中權力的濫用。
在“質量體系建設”大背景下，清晰定位評價目的
制定評價標準和程序的第一步，應該明確評價對“學前教育質量體系建設”應起什么作用。
近十年來，很多國家致力于建設一個腳踏實地、不斷推進的學前教育質量體系：首先是從確保所有托幼機構“底線質量”入手，保障所有兒童在早期享有均衡的保教機會，滿足他們在人身安全、健康、人格不受貶損和歧視，以及身心發展所必需的活動等方面的“最基本需求”；接著，在“底線質量”的基礎上，引導托幼機構向“優質”方向持續努力，促進托幼機構與家庭相互協作，不斷改善幼兒發展的環境，為幼兒提供高品質的學習經驗，而且“優質”的價值標準隨著對人的發展的理解不斷深化、不斷更新。在這個質量體系的建設中，一些國家政府不僅意識到要對每個托幼機構進行監管和督導，也意識到需要確保自己所做的有關質量建設的決策有堅實的根據，從而對兒童早期發展和國家美好未來的建設發揮積極作用。在有關學前教育發展的國際報告中，甚至出現了“導向質量”這個概念，與“底線質量”和“優質”一起成為國家質量體系建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對于“質量評價”的指標內容、主體和程序、結果的呈現與使用等方面的探討和嘗試，必須緊扣上述質量體系建設不同層次的目的，才能避免成為無本之木，真正發揮“以評促建”而非“以評擾建”的作用。
在我國，參照兒童生存與發展需求建設學前教育質量體系的圖景尚不清晰，對“質量”的要素和層次缺乏分析，質量建設的近期、遠期目標亦不明確，這就導致準入許可性的評價、優質認證性的評價、質量監測性的評價常常被混為一談。
三大類型評價，由誰評、怎么評、結果怎么用各有講究
鑒于不同類型的質量評價指向不同的目的，關于評價標準覆蓋的領域、要求的高低、由誰做評價主體、評價結果向誰公布等的討論，都不能籠統地一概而論。
準入許可性的“注冊登記評價”，應該對所有托幼機構“全覆蓋”，有強制性，無漏洞；但優質認證性的評價――“分級分類評價”或“優質園評價”，不應該強制，而應自愿報名，不能拔苗助長、大躍進式地確定“優質園”的數量目標。注冊登記評價標準中，通常主要對辦園基本條件、內部管理制度進行規范，但“保教過程質量”的底線指標不能排除在外，也就是關于“禁止做”與“必須做”的規范，如涉及人身安全的校車接送程序和緊急事件處置程序、涉及身體健康的代服藥程序等的情況應明確。優質認證性的評價則應主要聚焦保教過程的特征，對條件的考察需緊扣保教過程的需要。“兒童發展狀況”作為“結果質量”指標，理應納入到質量監測性的評價中來。但是，幼兒園的分級分類評價就不宜將其納入，否則，就意味著幼兒園有可能因“生源”的整體背景，而在評價中處于不利或優勢地位。
在由誰做評價主體方面，由于“底線質量”可以根據妨礙兒童合法權益的消極行為明確界定，而“優質”標準則可能因教育價值觀的差異，允許一定程度的多樣化并不斷變化，因此，與準入許可性的評價需要由政府部門做評價主體不同，優質認證性的評價更適于由專業組織來進行，有助于優質實踐的百花齊放。
從評價結果向誰公布來看，質量監測性的評價要求樣本具有地區代表性，所以不能任憑某些機構自愿參與，而要隨機抽取，但為了保證獲得真實的數據，歷次數據只能從整體上發布，不能透露具體機構的信息，更不能對評價結果進行排名甚至問責；而優質認證性的評價為了倡導“優質”的理念，也為了促進質量提升，則要向社會公開詳細評價結果。同樣，準入許可性的評價，也應向社會公開單個機構的評價結果，保障家長在選擇機構時的知情權。
由于我國傳統的學前教育行政管理體制，“通過評價及獎懲來規范辦園行為”的老思路尚未得到拓展，容易混淆不同類型評價的標準及實施過程，甚至出現為了政績而在評價中浮夸，進而逃避建設義務的現象。在建設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的新形勢下，有必要明確層層遞進的質量體系所需要的不同目的的質量評價，使各種類型的評價真正實現其定位的目的，合力為學前教育質量的確保與提升發揮應有的作用。
（來源：《中國教育報》 郭良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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