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前的學前教育普遍存在公辦園“稀缺化”、民辦園“兩極化”、優質資源“特權化”、收費“貴族化”的發展趨勢。 解決入園難、入園貴問題，不僅是家長們的呼聲，更是對公共財政公益性和普惠性的考量。
進入6月，家長們迎來了幼兒園報名入學的高峰時段，而正在這個風口浪尖上，贊助費漲價的消息又紛至沓來。“入園難”、“入園貴”，不免有人要刨根問底：到底誰該來“供養”幼兒園？學前教育發展體制的藩籬又該如何跨越？公共財政能否保證學前教育的普惠性和公益性？怎樣才能讓我們的下一代不輸在“起跑線”上？為此，記者采訪了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理事長、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馮曉霞。
公共財政需加碼
“中國學前教育體系的建立，應當在很大程度上借鑒西方國家的政策。”馮曉霞開門見山地說。據了解，美國聯邦政府已把5歲兒童的早期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范疇。只要家長愿意，政府就有義務為5歲兒童提供免費的早期教育。此外，美國政府還率先實施了面向貧困家庭3~4歲兒童的早期教育補償計劃，稱為“提前開端計劃”。“近幾年美國政府正有逐步將免費學前教育服務普及到全體3~4歲兒童的趨勢。”馮曉霞說，“可見，美國政府越來越重視學前教育，這些也逐漸被納入公共服務體系，由政府來承擔主要責任。”
“然而我們現在必須認識到，目前我國幼兒教育經費還很匱乏，一時很難與西方國家達到同樣水平。”馮曉霞補充道。與此同時，北京大學幼教中心一位負責人士向記者透露，以北京市為例，財政對公辦園的投入占各類教育總投入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趨勢，目前水平不到2%。“這些有限的財政資金，主要投向了公辦‘示范園’和機關幼兒園。”該人士稱。相比之下，美國聯邦政府下撥的發展社會服務事業的經費中，大約有20%被用于支持早期保育和教育。盡管學前教育經費匱乏，但馮曉霞一直堅持推動學前教育義務化、普惠化，“如果我們一味強調幼兒教育的非義務性，一味強調家庭義務而推卸政府責任，那么，輸在起跑線上的或許就不是某一個或某一些兒童，而是整個中華民族!”
2010年11月21日國務院頒布了《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其中明確指出：大力發展公辦幼兒園，提供“廣覆蓋、保基本”的學前教育公共服務。加大政府財政投入，新建、改建、擴建一批安全、適用的幼兒園。此外，出于對我國目前幼兒教育經費不足的考慮，《意見》中也提出了“采取政府購買服務、減免租金、以獎代補、派駐公辦教師等方式，引導和支持民辦幼兒園提供普惠性服務”的一系列建議。
馮曉霞表示，在政府加大投入的基礎上，可以采取“存量不變，增量盤活”的方式，維持原有的投入力度，增量的部分更傾向于弱勢群體，尤其是廣大農村、城市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以推進教育的公平進程。
“普惠”首先要公平
最近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基礎教育領域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中，超過三成以上的受訪人群表示，其最關注的就是優質資源分布不平衡的問題。因此，在加強政府財政投入的同時，必須考慮到財政資金的投向。
在此前廣東“財政養園”的爭議中，公眾輿論“一邊倒”地認為：政府應該加強對學前教育的投入，但不能僅僅投向機關幼兒園。而這其中就存在一個公共財政如何配置，公共財政的投入如何體現普惠、公平原則的問題，其中也蘊含著政府工作人員利益與一般公眾利益的關系問題。
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虞永平曾公開表示，在大力發展學前教育、進一步加大對學前教育投入的今天，政府財政的投入必須建立新的機制，必須打破學前教育發展過程中的體制束縛，必須考慮大多數群眾的利益，必須考慮普惠和公平的原則。
將學前教育納入免費的義務教育范疇則可視為一種促進機會平等的制度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錢對教育資源的支配。但從目前我國九年義務制教育體系來看，公平的制度安排，在范圍和力度上都遠不盡如人意。“就近入學”的政策本來是一種公平措施，而由于優秀師資的地理分布不均，導致對所謂“學區房”價格飛漲，各種名目的贊助費和“內部關系”更成為了普遍的“游戲規則”。優秀的公立學校也就變相地成為商品。同樣的弊端也在幼兒園入園過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擠入優質的公立“示范園”成為了對家長“水平”的考核，所謂“輸在起跑線上”其實反映出了貧富代際轉移在加重。
“目前我國幼兒教育總體水平還不高，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發展不平衡，而這在很大層面上體現出學前教育經費不足。一些地方學前教育行政管理薄弱，教師的編制、工資、醫療、培訓等缺乏應有的基本保障。”馮曉霞說：“我認為，下一步財政應盡快加大學前教育投入，并且考慮從縮減差距入手，讓社會處境不利的兒童與其他兒童擁有一個相對一致的起點。”
法律保障是根本
據有關機構調查顯示，許多歐洲國家和美國政府頒布的有關學前教育的法律、法規對政府的責任都有實質性的規定。例如，美國的“提前開端計劃”就是“經濟機會法”的一項重要內容，項目資金也被納入聯邦政府的財政預算。到2008年，這項預算已經達到了73.5億美元，比1965年計劃剛開始實施時的預算數額增加了76倍。此外《兒童保育法》、《兒童早期教育法》和《兒童保育和發展固定撥款法》也都明確界定了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在學前教育財政投入上的責任，甚至明確規定了聯邦政府每年向州政府撥款這一守則，以此來彌補州政府在發展學前教育方面的經費不足。
馮曉霞指出：“我國目前學前教育立法層次偏低，現有相關的最高立法層次僅處于我國法律中的第四層次，即部門規章。比較而言，義務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等都有全國性、專門性的法律。缺乏有效法律造成不少地方在學前教育領導體制、辦園體制、經費投入、教師待遇和辦園條件改善等方面，存在許多難以解決的矛盾和問題，嚴重制約了學前教育的健康發展。”
可以預見，下一步在加強學前教育立法的過程中，無疑會涉及到更多的問題，例如，幼兒園的性質到底是什么？它屬于教育機構、企業、還是事業單位？再如，何謂公辦園？公辦園的經費是否應由財政全額“埋單”？幼兒園教師的身份和待遇如何保障？而這些問題的答案還需有關部門盡快給予明確的界定。
“當前，制定學前教育法已刻不容緩。國家有關部門應組織、啟動學前教育事業發展問題與現實需要的調研，并積極創造條件制定《學前教育法》。把學前教育立法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是我們熱切渴望的大好事，相信對我國幼教事業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我們希望我國的幼教法能夠早日出臺。”馮曉霞說。
在政府加大投入的基礎上，可以采取“存量不變，增量盤活”的方式，維持原有的投入力度，增量的部分更傾向于弱勢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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